《中国人的精神》读后感：东方喻义西方喻利
作者：读后感
发布：2022-05-19 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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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神》读后感：东方喻义西方喻利
豆瓣作者：嘿兮兮
原文标题：哀诉之音成绝响，世间不见辜鸿铭
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淳朴的。因为中国人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淳朴。——辜鸿铭
在近代中国，洋枪洋炮以不可压制的态度强硬撕开中国大门。大动荡，大变革之下的东方国民，逐渐以波动的态度接受西方思想，西化强国，成为主流，甚而有者，在资本主义盛行下的世界，认为东方思想不再适用于整个中国的发展，主张全盘西化，减辫易服乃最低层次之变革，中国应除汉字而用拉丁，废论语而习圣经。以底层民众西化教育，提升整体国民性。衮衮诸公在西化过程中以弱势的角度思辨强国之路，不免陷入骑虎难下之感。传统士子求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中体西用论不无道理，解决中国自身问题，自应从中国着手，盲目强以西学置入，收效必微。海归学子在目睹工业革命后的英法各国发展迅速，西方宗教熏染下的社会秩序井然，而中国在封建管制下的种种问题频频发生，封建，八股，孔孟思想，愈发不适宜在中国根植，采取西化教育，亦有其道理。救国无路，报国无门，正是那个年代知识份子最普遍的想法。
在欧洲，却有一个孤独的中国人以理性的态度思虑东西方时局的走势，希冀用东方的孔孟思想去教化群氓崇拜盛行的欧洲，他以亚洲人犀利的眼光，欧洲人缜密的思维，用儒家思想中的义与利的对比，反映到这个东西方日益融合的社会。他就是辜鸿铭。
哲人往往是最孤独的，最容易的被世人所误解的，他们的脚步迈的太快，环顾四周却发现无人跟上，他们想的太深，却屡屡被自己的同胞和学生嘲笑唾骂误解着。辜鸿铭又是多么典型的一个例子。东方人重于义，才有燕赵豪强之士的产生，西方人重于利，才有欧美智人之灵秀，他所倡导的学英文就是去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从西方的经济思想中获取强国的可能，是多么深刻而不失传统的救国强民之良方。
在其最有名的著作《中国人的精神》中，把欧洲社会发生第一次世界战争的根源归于英国的群氓崇拜。在欧洲总共有三次文明，古代的欧洲文明即“异教文明”，中世纪是基督教文明，而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开始了第三次文明，即“民主主义文明”。宗教的劝佑力开始下降，欧洲人希望借助民主的产生，实现欧洲文明的再一次进步，但自西葡二国新航路的开辟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为精明的欧洲人打开了一条快速发展民主的道路，以经济带动政治，但这却使整个世界的平衡打破，西方以东方不可想象的速度前进，新航路的开辟不再能满足欧洲人对利益的需要，于是对武力掠夺的崇拜开始了，这也就是辜鸿铭先生所说的武力崇拜主义。
伴随着武力崇拜发展的就是殖民掠夺，这就导致了几个欧洲大国矛盾的加深，武力崇拜主义发展成为军国主义，而先前的经济利益冲突也逐渐演变成争霸世界的矛盾，而矛盾的最终扩大化造成了整个欧洲社会秩序的崩溃。欧洲的精神文明在其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时候没有与其协调发展，相反走向了极端，而一旦真正丧失自中世纪以来的宗教文明，后果将是难以用数字去计算的。
少年时期游历西方，并深刻学习过西方文化的辜鸿铭，在其归国效力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府时，为欧洲文明如何走出秩序崩溃开出了良方，即用东方孔孟思想中的仁与义去消除武力崇拜及军国主义。
中国思想的精华被儒家大学篇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而纲领条目之间尤其不可分的关系，“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自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之法门，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末，修身的目的在止于至善。而儒家思想认为一个国家的强盛在于其国民的品德心性，这与欧洲的基督教的教义有想通之处，都希望通过后天由教育或宗教等手段平衡人心中的善恶。宗教信仰通过对神的信仰，教徒通过教义去改变自身，却忽略宗教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曾提到“基督教把一切民族的、自然的、道德的、理论的关系变成人的一种外在的东西，因此只有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市民社会才能完全从国家生活分离出来，撕毁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的需要，把人的世界变成了互相隔绝互相敌对的个人的世界。”这就必将引起非宗教人士对宗教的讨伐，欧洲的物质文明并非是在精神文明的发展中发展，而是以最原始的资本积累发展开来，随着群氓崇拜及军国主义的迸发，宗教慢慢变成了鸡肋式文化。而东方的儒学思想是从稚童幼子时期以蒙学四训为起点，灌输忠、信、礼、义、慈的伦理化思想，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温饱是其生活的目的，和平是辜鸿铭所谓中国人个性中“温良”的保障。
西方人的历史主线是以“民主”的关键，东方人的历史主线是以“和平”为关键。这当中自然有很复杂的历史原因，但笔者认为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一句话“东方喻义，西方喻利”。西方有一系列以民主为口号的革命与战争，但什么是民主，笔者举一个小例子，就是当雇员积累到对雇主具有很少的依赖性时，雇员会脱离雇主，成为新的雇主，这当中会导致雇员—雇主—新雇主之间矛盾的激化，而新的雇主因为利益上的冲突必须要选择民主，只有民主，才可以获取更大的利益，于是越来越多的小生产者为了与大生产者平衡而选择民主。由此我们可以推出西方发动战争和获取利益之间的关系。但在东方，战争的发动无非两个原因。
一、保卫家乡，以太平天国为例，在镇压太平天国中的主力并不是满、汉、蒙的八旗兵，更不是由外国雇佣兵组成的常胜军，洋枪队。而是以湘、淮、楚为代表的地方团练武装力量。虽然府兵制在安史之乱后消亡，但保境安民的思想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战争的目的并非是侵略，而是确保和平。
二、揭竿而起，这一点在历代农民起义中更加明显，在阶级压迫过于激烈的时候，生存遭到了危险的时候，中国人才会揭竿而起，若是在太平盛世，起义者没有响应的对象，战争自当不会成功，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清朝初期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具有广大的号召力，但自康雍乾三代盛世后这种思想的没落。
当代人介绍辜鸿铭往往言其腐，言其狂，的确他的思想在一百年后中国有些与世界脱节，显得不那么适用，但当我们以百年前人的眼光去审视他的观点，是不是又觉得他很超前，他所谓的中国人“温良”的特点是不是在数次革命，战争，思想变革的淘洗下依然存在，但我们可不可以说一旦儒学思想遭到破坏，中国人就失去了“温良”的品质呢，这个答案我想是辩证地看，儒学在中国自汉后融合道、法等各家思想成为大一统儒学，传承千年，根基稳固，类似内圣外王，兼济天下等思想被知识分子人格化，而经过英雄崇拜后，这些人格化的东西又被潜移默化到中国的传统美德中，经过爷传父，父传子，代代相传，这些东西融汇进中国人的血液中。但是自新文化运动后国民政府废除了读经这一门课，不仅造成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巨大断层，更使儒学遭到了灭顶之灾，系统化的儒学理论逐渐淡出人们视线，取而代之的西化教育由于本身在中国基础薄弱，收效甚微，除理工类学术颇有建树，文史类很长一段时间还沉浸在顾影自怜的悲哀之中，而目前社会中流行的“大学论”，屡次怀念蔡元培，梅贻琦办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时那种师生坐而论道对学术无比热爱的探究，大学问题再次进入人们视线，当今的大学却除大楼外无大师，无大师则无厚学。固然这其中涉及到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但更加深层次的文化问题却在百年前自辜鸿铭先生嘴中所出，丢掉了孔孟，也就丢掉了中国人的祖宗，试问没有了祖先的滋养，中国人又拿什么去标榜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笔者亦非历史专业及文学专业的学生，但当我对比东西方文化时，却发现一个定理，当政治，经济，文化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的时候，国家才能强盛，民族才能团结。西方的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精神文明匮乏导致了群氓崇拜。而中国胡适等人倡导的“好人政府”虽然以中国传统的帝王学和西方民主思想相结合，但缺乏和平的政治条件，必然导致“好人政府”的昙花一现。正所谓“根稳花方开，根浮叶飘落”正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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